一、惠东服饰纹样的美学特点
    （一）惠东服饰纹样的审美特征
    惠东，因妇女特殊的服饰而闻名海内外，但其服饰上特殊的纹样却鲜为人知。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喜欢把一些威武雄健的猛兽纹样用于男性服饰，而在女性服饰上则用一些比较文静秀丽的珍禽纹样。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纹样的倾向性也越来越被强化，社会的政治伦理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宗教观念都与装饰纹样的形象结合起来，表现出某种特定的含意，使得纹样具有很强的内涵性、象征性、寓意性。后来，人们把它们统称为"吉祥图案"。惠东服饰纹样的内容多为"吉祥图案"，主要是以民间刺绣的形式来表现。因惠东女有常住娘家，到生儿育女后才住夫家的习俗，又因惠东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男子常年在外做工，女子在家中负担家务和照顾孩子，加上传统思想的沿袭，她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又无其它娱乐方式，在这漫长的年月里，对刺绣的爱好，便成了她们生活中主要的精神安慰和寄托，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美化和炫耀的作用。惠东服饰纹样是依附在该地区特有服饰之上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物化形态。它和当地的民俗风情、宗教祭祀及当地人们的生活情趣、伦理道德是分不开的。在物质和精神，审美与实用的统一下存在和发展。随着年代的不同，纹样的风格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惠东服饰纹样又是一种附着在服装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式，就其纹样而言，大多寄予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寓情于景，带有渔家生活气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运用象征寓意等艺术手法，使其吉祥意念与表现形式不断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其纹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色彩对比强烈，在一定的形式内表现一定的内涵意义，并使其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 
    （二）惠东服饰纹样的表现特征
    由于惠东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及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服饰纹样在表现上有其特殊内涵。具体表现如下：
    1、来源于自然物象的表现。以自然界中存在的形象为主，经多方提炼、加工、概括，升华变异为另一种有意味的单独纹样，利用自然物体的谐音等特点表达人们的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惠东服饰纹样中常见的表现手法为：（1）象征手法：如纹样中出现的牡丹纹样与石榴纹样, 大多见于童披肩与童帽，牡丹为花中之王象征富贵，石榴象征多子；（2）谐音手法：如蝴蝶有"福"的谐音，由其音来表示幸福；（3）寓意手法：借助生活中的某些场景来寓意生活的富足，又如传说中的仙桃三千年开花结果，所以"仙桃"常被寓意长寿，出现于惠东妇女服饰上；（4）比拟手法：如以"双人抬轿"来比喻婚姻的幸福。以上几种表现手法充分体现了惠东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我国民间传统纹样的风格，逐渐形成诸多人们喜爱的吉祥纹样。
    2、来源于情感意念的升华。惠东妇女根据自已的思想情感创造出了许多与之相对应的吉祥纹样。常见的表现形式为：（1）自然崇拜。首先是惠东人对蛇的崇拜，这种蛇被当地人称为"木龙"，实为一种类似蜥蜴，比壁虎稍大一些的四脚蛇，有这样的联句："船是木龙游天下，家居水面乐如仙。"来表现惠东渔村对"木龙"的崇拜。我国东北地区的萨满教将四脚蛇称为地神而拜之，这似乎是一种早期文化信仰的交融，或是一种自然崇拜的巧合吧。崇"蛇"纹样多体现为曲折形、锯齿形、网月形等，均来源于蛇背，惠东服饰中常有此类纹样出现。当然，惠东人还崇拜蝴蝶图腾，在妇女的绣品中常能见到蝴蝶纹样。早期惠东女出嫁，必须把髻尾改梳成蝴蝶般发式，作为已婚与末婚的区别。（2）宗教崇拜。建国前，闽南一带封建迷信活动名目繁多，惠安的崇武地区特别信仰妈祖娘娘，盛行挂香、过炉的隆重仪式和全民性"游境"等文娱活动。为了表示虔诚，年轻的妈妈们纷纷拿出自已精心绣制的"星帽、风帽、发财帽"和其它装饰品，把孩子打扮起来，让他们跟随游行的队伍享受节日的欢乐。刺绣艺术成了宗教迷信和节日喜庆活动的必然产物。其次是对夫人妈、七娘妈的奉祀。在崇武地区，有十六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差不多家家都有奉祀夫人妈和七娘妈习俗。最初为木雕或泥塑神像，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一二分重的金牌或银牌，牌上打印着奉祀的"夫人妈"、"七娘妈"的神名，配上吉祥纹样，作为保护神戴在孩子身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纹样形式。（3）生殖崇拜。在惠东女的刺绣纹样中，常见一种"理想"花纹，花形特征类似我国唐代的"宝相花"，又类似清代的彩画花卉纹样，花形中的某些元素具有明显男女生殖器具的特征，色彩以红、黑为主呈旋转对称式，征示着万物轮回、生生不息。（4）封建习俗。因繁重的劳动，生活中惠东女服饰简单而朴素，因此她们特别看重婚丧嫁娶等生活大事，其服饰之精华也常在此体现。在这民风纯朴的惠东乡村，婚礼中的新娘衣饰，在精美绣品的装饰下，显得光彩照人。当然，丧礼上你更可以看出她们对死者的尊敬。直到现在，在惠东地区送丧的队伍中，你还可以看到穿着传统惠东服饰的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
    （三）惠东服饰纹样的形式美感
    惠东服饰纹样主要集中在妇女服饰的领围、头巾、袖套、踏轿鞋和童帽及一些服装小饰品上，其造型古朴趣味、浑厚粗犷，通常采用平针纹与套针纹相结合的手法表现。纹样造型敢取敢舍，以简胜繁。构图排列以大对称、小自由的形式为主。纹样色彩大多红艳热烈，融汇了节日的热闹气氛，显得格外的耀眼。
    1、变化与统一相结合
    惠东图案纹样素材来源，一为写实变化，二为理想变形，但其形式美原则是相同的。惠东服饰纹样同样具有变化与统一相结合的形式美法则，主要表现在纹样的造型、构图、色彩及处理手法上。纹样内容以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纹为主。写实变化纹样来源于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如螃蟹、鱼虾、马、芒果等。造型上多采用线与面的结合，线条以曲线为主，适当结合直线，少数用点，直线在画面中多是作为边框或图案本体变化来处理。如芒果与鸟腹这些块面，常爱用交错的直线进行网状装饰，其形体在直线与曲线的不断重复运用中求得统一。惠东服饰纹样的构成形式多属于形体适合纹样，图案的内容在外形的限制下趋于完整。色调上多以红色为主，从属于我国民间传统色彩的大红大绿的个性。除此之外，造型的处理手法也是多样的，惠东妇女能把生活中复杂的形象处理得极为简单并富有变化。如纹样中常见的凤鸟，造型简练而多样，身体的部位简化为几片似绽开花瓣的鸟羽，头部的方向标示了鸟的动感方向。又如另一只，其身变化如鱼网，羽毛以点状斜线有序排列，给人一种翩翩起舞的感觉。
    2、动态与静态的结合
    从惠东服饰纹样中，我们随处可见动和静的结合。动和静是相对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上。纹样中体现的动和静是人们在视觉上的一种感受。如展翅飞舞的凤鸟，其纹样是静止的，但在欣赏的过程中给人的感觉却是动的感觉，似乎只要一眨眼鸟就会飞走。这是因为人们在欣赏图案时，常会把其中的内容和生活中所发生的事物联系起来。这种动和静的关系是一种潜在的关系，它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我们的视觉经验。它们之间是相互比较又相互衬托的。因此，可以认为惠东纹样中动和静的统一是造成画面生动有趣的一个重要因素。
    3、对称与均衡
    在惠东服饰纹样中，最常见对称和均衡的纹样形式。对称是同形同量的组合，以中心线划分的上下左右的形象相同。有两面对称、四面对称、旋转对称等形式，规律性强，具有节奏性美感，可给人整齐、庄重、宁静的美感。在对称的基础上做适当的小变化，使纹样更耐看。另纹样变化没有对称的结构，只有对称的重心，我们称此为均衡。从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定型的惠东现代青年妇女服饰，其衣襟、袖套、领围图案多为重复对称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方连续纹样。惠东妇女艳丽的手编塑料腰带和头巾上的塑料珠花图案，都属于对称的形式。对于惠东女来说，美丽的头巾是特别衣饰的主要饰品，崇武一带靠海，头巾多为蓝底白花，小乍一带靠山，头巾多为红底白花，头巾纹样大多以花卉为主的四方连续纹样。惠东女喜受收集头巾，只要听说哪里有色彩鲜艳纹样特别的头巾，就会想方设法不惜高出几倍的价格得到它。在头巾上缀上大小不同、色彩鲜艳、纹样丰富的塑料花，别有一番风味。惠东女的刺绣纹样是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的，从这些纹样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又不失其纹样特殊的个性，这和她们的生活环境、历史背景及灵巧的双手是分不开的。
    二、惠东服饰纹样的寻根求源
    惠东地区的特殊服饰主要分布在崇武城郊及小乍、净峰、山霞一带，共三个半乡。现在流行的这种奇特服饰并不是有史以来就定型的，而是一百多年来，经过三四代人的不断演变的结果。从有关的资料来看，惠东服饰较具体的记载为清末以后。但从服饰纹样中，却能看到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也许是惠东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之所在，也许是我们找回失落文化的证据吧，但不管怎样，都为惠东纹样的渊源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惠东服饰纹样产生的过程
    （1）悠久的历史渊源
原始巫术图腾纹样——惠安城东十余里的前黄村，留有阴阳独石的性具，这是古代生殖崇拜的遗迹，征示着惠安在东亚式巨石文化特质范围中。另一处，惠安城内下井街南仔桥脚有一洞，一泓清水，涓涓而流。相传是蝴蝶峒所在地父老常说，这里的峒民，宋代被视为一野蛮的民族，后经朱熹开导而同化于中原文化。宋代杨文广平闽南十八峒，蝴蝶峒是其中之一，或为未被平的另一峒，有待考证。"峒"是以类聚族而居的社会，有其代表性的族徽，这种徽号，一般社会学者称为图腾。蝴蝶峒民是巨石时代的遗民，蝴蝶发式是当时的族徽或图腾。上世纪初，净峰妇女大典日子的发式，状如蝴蝶，妇女平日的发式，犹如展翅的蝴蝶，是蝴蝶峒的遗俗？是新石器时代的残遗？还是古越人的遗留，都有待具体证实。
    器物装饰与身体装饰形成早期完整的图案纹样——纹身是人类的一种早期艺术，商周之前的中华大地广泛盛行着纹身的习俗。在惠东，特别在小乍、山霞、净峰、崇武的滨海地区，都有纹身习俗的遗风。惠东女一般只纹左手，在左手臂靠近手腕的内侧或虎口处。纹样由几组直线纵横构成菱形，线条末端是花瓣似的小圆圈，或"∷""∴"样式的刺青。据说是在少女初潮前后刺上的，这种刺青在60岁以上老年妇女中有很高的出现率。另是在左上唇鼻翼旁侧部刺青一小圆点，人工造成一颗"黑痣"。除这两处外，别处不刺。
    许多纹身的老人已说不出她们为什么要刺青，只知是小时候大人给刺的。在原始氏族社会，纹身作为图腾符号、血缘标记、祛病除灾及巫术等意义存在。当它作为一种习俗传承下来后，它的本来意义就逐渐消失了，而装饰意义日渐明显。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学会手工纺织和缝制衣服后，发现衣服虽然保暖耐久，但却遮盖了纹身的花纹。于是，衣服被当成了纹饰的对象，纹衣便成为纹身的合理延续。惠女服饰纹样丰富灿烂，似乎与原始纹身习俗有着某些相关的联系。
    宗教礼仪与节日喜庆活动的需要--在崇武地区，特别信仰马祖娘娘，奉祀夫人妈、七娘妈等封建迷信及宗教祭祀活动，年轻的妈妈们为了表示虔诚，绣织了各式童帽、披肩和其它装饰品，把自已和孩子乔装打扮起来，参加"游境"和其它各种活动享受节日的欢乐。这些都促进了刺绣纹样的发展与继承。
    自我审美意识的发展——惠东女奇特服饰可谓是汉民族最具特色最有个性的服饰了。但现代的惠女服饰并不是有史以来就是这样的，而是一百多年来经过了三、四代人的不断演变，在上世纪50年代后才逐渐形成的。这种醒目诱人服饰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并受当地特定的文化背景保护着。清末至上世纪20年代的惠女服饰，我们称之为"大衭衫"、"接袖衫"的是惠东妇女服饰记载中最早的款式，从头到脚一身黑衣黑裤，配上特殊的头饰，更显出它的古色古香瑰丽多采的气质。其头饰上的头花、头簪等的纹样丰富，色彩鲜艳，令人眼花缭乱，赞叹不已。而一双精心缝制的绣花"踏轿鞋"，更显丰姿。为了方便劳作，惠女们平时一般不穿鞋，据说这双只有结婚时才穿的"踏轿鞋"一直要珍藏到她们走完一生。这样的古老服饰与现代服饰虽然在风格上迥然不同，但其特有的服饰美感却一脉相承，延绵不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独到的审美气质，精湛的美术工艺和对现代惠女服饰美感风格的影响。
    由于惠东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妇女受教育的较少，服饰风格几乎没有受外界的影响。由于繁重的劳动，上辈延续的繁杂头饰和甚长的"接袖衫"等装束，在劳作中开始显得累赘而笨重。因此，废除上辈人一些不实用的装饰品，从实用出发，按自己的意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服饰改革，是惠东妇女服饰变革的根本，这种变革并不失其审美需求。其后出现的服饰圆领刺绣图案和局部色布的装饰，使惠女服饰的色彩和纹样都鲜活起来。在繁杂的工艺中求美观，是这代人服饰特色之所在。
     惠女现代服饰，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节约衫、浪费裤"的衣饰，是在1951年土改后，在原有"缀做衫"的基础上改装的，上衣缩短至腰以上的部位，露出美丽的腰饰，胸围和袖管缩紧，方便劳作，为了美观和方便，衣袖变成了可更换的袖套，且绣上美丽的图案。下身是宽裤管黑绸裤，依然保留着清末至建国初的体式。但七八十年代，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也有年轻妇女穿着时髦的"喇叭裤"与"牌仔裤"，更使传统服饰增添了现代的气息。她们头上带的黄斗笠是1958年修筑惠女水库时才出现的，后因它既实用美观又可挡风雨，防日晒，还可替代旧式的头饰，才被保留下来。试想一下，在海风的吹拂下，一顶鲜黄的斗笠，几朵鲜艳的塑料花和一条漂亮的绣花斗笠带，再配上花头巾蓝上衣黑绸裤和银腰链，是多么美丽的一道风景线啊！
   （2）外来文化的影响
    黄河流域汉文化的传播--史书记载，汉武帝统一闽越之前，闽越族社会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以后不久，中原人民不断南迁，中原地区汉族的政治、经济及民间文化渐入闽境。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迁闽越于江淮，大量汉族人口涌入福建。汉武帝统一闽越之后，汉王朝并没有直接在福建设置郡县统治，而是在闽北设立军事城堡。因此，汉文化的传播只能是由北而南，由城堡到乡村及边远的地区扩展。惠安设县立郡较迟，又处在闽南偏僻地区，所以，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晚。汉人大批迁入惠东是在明代，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劳动技术。定居此地后，又受当地风俗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闽越族人在和汉人混居时也逐渐同化于汉族。汉文化在当地占统治地位，当地的习俗中部分适应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被汉化了的闽越人保留、吸引和继承。于是，出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从惠东现有的服饰纹样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的特征，同时又体现了当地人的文化风情。
    与海南黎族、贵州苗族纹样的相似之处——惠东妇女特殊衣饰的习俗，有人认为是少数民族的习俗，但它们却是汉人的一部分。对于其特殊服饰的根源，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现存的种种说法多为推测。从惠东现有的纹样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地文化习俗与汉文化的交流。在1957-1977年间，惠安崇武镇以东五里的崇武大乍村、大乍山东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地面上零星遗存陶片上的纹样有绳纹、斜线纹、云雷纹及附加堆纹等。考古推测远在四千年前，这里曾是一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从中反映了在远古时代，崇武大乍 村有古代闽越族或其他先民活动着。区域史研究认为，汉代以前，我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聚居着的少数民族称百越族，福建的土著是百越的一支即闽越族。西汉武帝时，闽越遭平国迁众，包括"闽越"在内的"百越"及其各族称渐渐消失于历代文献记载中。实际上，闽越虽经迁徙江淮，但仍有大量后裔"山越"存在，他们保留着部分百越族的习俗。陈国华在《惠安女族源初探》中说到："惠东南服饰与越南京族、黎族，广西、云南、贵州之苗族、瑶族较为相同，特别是与海南黎族一模一样。"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从其现有服饰纹样中也可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以苗族服饰来说，贵州苗族妇女穿用植物汁叶染成乌蓝色的衣服，在领围、衣袖、胸前都有刺绣，戴头饰。贵州苗绣材料为自已染色的丝线，色相多为红、绿、蓝，纹样中常见蝴蝶纹。惠东服饰刺绣材料也为自已染色的丝线，色相也多为红、绿、蓝，纹样中也常见蝴蝶纹。也许由于"惠东服饰与海南黎族一模一样"的原故，于是出现了以南宋惠东小乍人李文会从海南强行抓来黎人贵族康小姐纳为妻室的传说，以此来解释惠东特殊服饰的渊源，并例举了一定的证据来证实其真实之处。传说往往是人们对无法解释的事实的一种说法，以此证实了惠东妇女服饰与海南黎人服饰之间的相似共通之处。 
    三、结语
    随着惠东地区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惠女的审美观也在不断地向多样化、求异化发展。纹样的表现形式由早期的刺绣形式向镶边、珠绣、编织等形式发展。原有丰富的头饰也渐渐简单直至被黄斗笠花头巾取代。服饰繁杂的局部镶饰工艺被追求雅丽整洁色调的服饰所替代。到"节约衫"时期，妇女的领围图案被取消，刺绣纹样转至紧束半臂的袖口花边和斗笠带头上，刺绣材料变为羊毛丝线，风格粗犷浑厚，后又逐渐出现珠绣。其中一部分纹样来源于现成的花布，一部分纹样来源于传统继承和自我创作。总之，渔女手中的纹样与当地的民俗风情、宗教祭祀以及各代人独特的审美情趣是分不开的，各个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纹样风格。我们可以看到，惠东妇女服饰纹样在适应服饰需要的同时也在发展变革着，使其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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